高斋每到思无穷，门巷玲珑野望通。
每到好友唐叔良高雅的书斋，我就思绪无穷。书斋是如此的玲珑别致，旷野一览无余。
片雨隔村犹夕照，疏林映水已秋风。
东边村落下了一场阵雨，仍然能看到西边村落那边的落日。
药囊诗卷闲行后，香灺灯光静坐中。
白日里背着药囊行医济世、手持诗书漫步，夜晚静坐于灯烛中看那灯火闪烁。
为问只今江海上，如君无事几人同？
问这浮沉人世江湖，像唐兄你这样的无事之人又有几多？
高斋(zhāi)每到思无穷，门巷玲珑野望通。
高斋：高雅的书斋。常用作对他人屋舍的敬称：思无穷：思绪无穷春欲暮,思无穷,旧欢如梦中。玲珑：指物体精巧细致：结构玲珑|小巧玲珑。野望：眺望旷野。
片雨(yǔ)隔村犹夕照，疏林映水已秋风。
片雨：阵雨：局部地区降落的雨。隔村：村落挨着村落。犹：仍然。疏林：稀疏的林木。疏林惠风；稀松的树林，柔和的风。
药囊诗卷闲行后，香灺(xiè)灯光静坐中。
药囊：装药的囊袋。香灺 ：指香烛灯芯的余烬。
为问只今江海上，如君无事几人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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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勋万里 ，笑书生骨相，有谁相许？壮志平生还自负，羞比纷纷儿女。酒发雄谈，剑增奇气，诗吐惊人语。风云无便，未容黄鹄轻举。
立功边疆，是谁在推许我的面相？我自恃壮志凌云，羞于与胸无大志的碌碌无为之辈相比。（我）酒后又雄健有力的言谈，一把长剑舞出奇异的气度，张口便可吐出令人惊异的诗句。（却因）际遇难逢，不得机会，无法如黄鹤一般轻快地飞翔，一展抱负。
何事匹马尘埃，东西南北，十载犹羁旅？只恐陈登容易笑，负却故园鸡黍。笛里关山，樽前日月，回首空凝伫。吾今未老，不须清泪如雨。
我骑着马儿东西南北漫游各地，十年了仍客寄他乡。只关心家乡的农家饭菜，只怕要被陈登所耻笑。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而我却沉湎于自家田园之中，回头看去凝神久立，内心极不平静。但是我的年纪尚未老大，也不应太多失望。
参考资料：
1、 邓乔彬．豪放词萃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0-9：308-3092、 王步高，邓子勉．元明清词三百首注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0.01：175-177策勋(xūn)万里 ，笑书生骨相，有谁相许？壮志平生还自负，羞比纷纷儿女。酒发雄谈，剑增奇气，诗吐惊人语。风云无便，未容黄鹄(hú)轻举。
策勋万里：立功万里外而记功于策。骨相：骨骼相貌。古人以此推测人的命和性。纷纷：众多。酒雄谈：雄辩的言论。奇气：不平凡的志气。风云无便：言时局不给予施展抱负的机会。风云：局势。黄鹄轻举：谓远走高飞，建立功业。
何事匹马尘埃，东西南北，十载犹羁(jī)旅？只恐陈登容易笑，负却故园鸡黍(shǔ)。笛里关山，樽(zūn)前日月，回首空凝伫。吾今未老，不须清泪如雨。
陈登：三国人，字元龙，多豪气，身处江湖却有救世之意。此处言自己的退世之思怕为陈登笑话。此处反用其意。故园鸡黍：家乡丰盛的饭菜。喻乡人深厚的情谊。关山：泛指各种关隘。
参考资料：
1、 邓乔彬．豪放词萃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0-9：308-3092、 王步高，邓子勉．元明清词三百首注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0.01：175-177这首词以赋法述怀，即借用形象的语言去铺写自己的心志怀抱。上阕描写自己的壮志奇才、抒发怀才不遇的感叹。“策勋万里”，抱负不凡；“酒发雄谈，剑增奇气，诗吐惊人浯”，才气超群，但是，终究无人相许，故难以施展抱负，“未容”二字包含了多少愤慨之情，不平之气。下阕紧承“风云无便”二句写自己的遭遇：不仅壮志未酬，抱负成空，而且“匹马尘埃，东西南北犹羁旅。”面对这种现实，作者内心充满了济世与退隐的矛盾，最后两句既是对自己的慰勉，也是对社会的控诉。万里、东西南北，境界辽阔；剑、风云、黄鹤、马，意象雄健；曲折有致，一气流贯，为明词中的佳作。
词的开头三句即从薛相士来访说起。“策勋万里”即立功万里，“策勋”，记功于策。“骨相”，指人的骨骼和形体相貌，古代相命以骨相推算人的命运。“有谁曾许”，指薛相士对他的骨相的称许。从这里不难看出，虽然他在《赠薛相士》诗中，说自己并不相信所谓自己将富贵的话，也无意出仕，但他内心对这相士的话还是颇为相信，并以此自得的。二、三句以一“笑”字领起，颇有几分得意。四、五二句，就透出了这种情绪：“壮志平生还自负，羞比纷纷儿女。”他自信自己平生的志向一定会实现，因而羞与芸芸众男女比肩并列。“酒发雄谈，剑增奇气，诗吐惊人语。”这三句是他狂放不羁、英姿勃发的年轻生活情景的真实写照，显然，他不仅以一诗人自期，更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“风云无便，未容黄鹄轻举”，他把自己不能功成名就归之于未有合适的机遇，“黄鹄”，即天鹅，“轻举”，有轻举妄动之意。高启生活的苏州一带，这时还是张士诚农民起义军活动区域，高启不肯与张士诚政权合作，他看出张士诚政权是个短命的政权。
词的下阕紧扣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不得志的悲哀。“何事”三句，对自己过去十年的漂泊动荡生活作了很好的概括：从十六岁起即知名于世，迄今已整整十年，这些年间，他来往于北郭、青丘间，还曾去城中一游。“匹马尘埃”一句写出了词人在尘世间苦苦寻觅报国之路的形象，十年的努力，并未使他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之所。“只恐”二句用三国时许汜与陈登的典故，作者以许汜自比，因为自己关心的只是“故园鸡黍”，故恐为陈登所笑。“笛里关山，樽前日月，回首空凝伫”三句，写自己不平静的心境。这几年，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而他却沉湎于自家田园之中，故他对这种消沉无所作为的生活状况不甘心，内心并不平静。后结二句，词意微微振起，相信自己年纪尚未老大，不应当过于失望。从这首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，词人政治上是软弱的，他有远大的抱负，却没有足够的胆识，所以当朱元璋任命他为户部右侍郎时，他又坚辞不受，而仅以诗人终其一生。
作者在词中，书写了其凌云壮志的理想与匹马羁旅的现实处境，将豪放个性、非凡才能与被迫借酒浇愁、神伤意迷的无聊生活加以对比，以抒发壮志未酬的强烈苦闷。其中如“酒发雄谈，剑增奇气，诗吐惊人语”，一气贯注，而“笛里关山”与“樽前日月”的矛盾，“黄鹄轻举”与“风云无便”的矛盾又在不经意中抒发出来，作者借“命相”说抒发牢骚，因而不能把它当做“词谶”来解读。感叹不遇，却是多哀矜己才；处困思奋，又显其自负自傲；作者的豪放，是慷慨中的“疏狂”。
参考资料：
1、 于非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（下）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88年10月第1版：313-3142、 萧涤非，刘乃昌．中国文学名篇鉴赏·词赋卷：山东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10月：194-1963、 彭国志．豪放词百首：安徽文艺出版社,，2004年01月：187-189）
经，常道也，其在于天谓之命，其赋于人谓之性，其主于身谓之心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，则为恻隐，为羞恶，为辞让，为是非；其见于事也，则为父子之亲，为君臣之义，为夫妇之别，为长幼之序，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，羞恶也，辞让也，是非也，是亲也，义也，序也，别也，信也，一也；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是常道也，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，则谓之《易》；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，则谓之《书》；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，则谓之《诗》；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，则谓之《礼》；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，则谓之《乐》；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，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，一也；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。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；《书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；《诗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；《礼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；《乐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，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，所以尊《书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，所以尊《诗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。所以尊《礼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，所以尊《乐》也；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，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，犹之富家者之父祖，虑其产业库藏之积，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，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，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，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，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，吾心之记籍也；而六经之实，则具于吾心，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，种种色色，具存于其家；其记籍者，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，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，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，牵制于文义之末，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；是犹富家之子孙，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，日遗忘散失，至于窭人丐夫，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。曰：“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！”何以异于是？
呜呼！六经之学，其不明于世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，崇邪说，是谓乱经；习训诂，传记诵，没溺于浅闻小见，以涂天下之耳目，是谓侮经；侈淫辞，竞诡辩，饰奸心盗行，逐世垄断，而犹自以为通经，是谓贼经。若是者，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，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？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，在卧龙西岗，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，既敷政于民，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，将进之以圣贤之道，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；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，曰：经正则庶民兴，庶民兴斯无邪慝矣。阁成，请予一言，以谂多士。予既不获辞，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！世之学者，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，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经，常道也，其在于天谓之命，其赋于人谓之性，其主于身谓之心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，则为恻隐，为羞恶，为辞让，为是非；其见于事也，则为父子之亲，为君臣之义，为夫妇之别，为长幼之序，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，羞恶也，辞让也，是非也，是亲也，义也，序也，别也，信也，一也；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是常道也，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，则谓之《易》；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，则谓之《书》；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，则谓之《诗》；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，则谓之《礼》；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，则谓之《乐》；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，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，一也；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。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；《书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；《诗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；《礼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；《乐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，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，所以尊《书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，所以尊《诗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。所以尊《礼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，所以尊《乐》也；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，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，它在天称为“命”，秉赋于人称为“性”，作为人身的主宰称为“心”。心、性、命，是一个东西。它沟通人与物，遍及四海，充塞天地之间，贯通往古来今，无处不存，无处不是同样，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，所以它是永恒不变之道。它表现在人的情感里，便是恻隐之心，羞恶之心，谦让之心，是非之心；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，便是父子之亲，君臣之义，夫妇之别，兄弟之序，朋友之信。因此恻隐心、羞恶心、谦让心、是非心，也就是亲、义、序、别、信，是同样一件东西；都是心、性、命。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，普及四海，充塞天地，贯穿古今，无处不存，无处不相同，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，即永恒不变之道。这永恒不变之道，用以阐述阴阳盛衰的运行，便称它为《易》；用以表明纪纲政事的施行，便称它为《书》；用以传达歌咏性情的感发，便称它为《诗》；用以显示体统仪节的表征，便称它为《礼》；用以宣泄欣喜和平的跃动，便称它为《乐》；用以辨别真假邪正的标准，便称它为《春秋》。因此阴阳盛衰的运行，以至于真假邪正的评价，同样是一个东西；都是心、性、命。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，普及四海，充塞天地，贯穿古今，无处不存，无处不相同，无处可能改变的真理，唯其如此所以称为六经。六经不是别的，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变之道。因此《易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内心的阴阳盛衰的经：《书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心中的纪纲政事的经；《诗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心中的歌咏性情的经；《礼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心中的体统仪节的经；《乐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心中的欣喜和平的经；《春秋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心中的真假邪正的经。君子的对待六经，省察心中的阴阳盛衰而使之及时运行，这才是尊重《易》；省察心中的纪纲政事而使之及时施行，这才是尊重《书》；省察心中的歌咏性情而使之及时感发，这才是尊重《诗》；省察心中的体统仪节而使之及时表露，这才是尊重《礼》；省察心中的欣喜和平而使之及时跃动，这才是尊重《乐》；省察心中的真假邪正而及时地辨明，这才是尊重《春秋》。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，犹之富家者之父祖，虑其产业库藏之积，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，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，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，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，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，吾心之记籍也；而六经之实，则具于吾心，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，种种色色，具存于其家；其记籍者，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，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，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，牵制于文义之末，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；是犹富家之子孙，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，日遗忘散失，至于窭人丐夫，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。曰：“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！”何以异于是？
大抵古代圣人的匡扶人间正道、耽心后世的颓败而著述六经，正如同富家的上一辈，耽心他们的产业和库藏中的财富，到子孙手里会被遗忘散失，不知哪一天陷入穷困而无以自谋生活，因而记录下他们家中所有财富的账目而遗留给子孙，使他们能永世守护这些产业库藏中的财富而得以享用，以避免贫困的祸患。所以六经，是我们内心的账本，而六经的实际内容，则具备在我们内心，正如同产业库藏的财富，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资，都存在家里。那账本，不过记下它们的名称品类数目罢了。而世上学六经的人，不懂得从自己的心里去探求六经的实际内容，却空自从实际之外的仿佛的形迹之中去探索，拘守于文字训诂的细枝末节，鄙陋地以为那些就是六经了，这正像富家的子孙，不致力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实际财富，一天天遗忘散失，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，却还要晓晓地指着账本，说道：“这便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！”同这有什么两样？
呜呼！六经之学，其不明于世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，崇邪说，是谓乱经；习训诂，传记诵，没溺于浅闻小见，以涂天下之耳目，是谓侮经；侈淫辞，竞诡辩，饰奸心盗行，逐世垄断，而犹自以为通经，是谓贼经。若是者，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，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？
唉！六经之学，它的不显扬于人世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。重视功利，崇奉谬论，这叫做淆乱经义；学一点文字训诂，教授章句背诵，沉陷于浅薄的知识和琐屑的见解，以掩蔽天下的耳目，这叫做侮慢经文；肆意发表放荡的论调，逞诡辩以取胜，文饰其邪恶的心术和卑劣的行为，驰骋世间以自高身价，而还自命为通晓六经，这叫做残害经书。像这样一些人，简直是连所谓账本都割裂弃废掉了，哪里还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六经呢！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，在卧龙西岗，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，既敷政于民，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，将进之以圣贤之道，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；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，曰：经正则庶民兴，庶民兴斯无邪慝矣。阁成，请予一言，以谂多士。予既不获辞，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！世之学者，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，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越城过去有稽山书院，在卧龙西岗，荒废已久了。知府渭南人南大吉君，在治理民政之暇，即慨然痛惜晚近学风的颓败，将使之重归于圣贤之道，于是命山阴县令吴瀛君扩大书院使之一新，又建造一座尊经阁于书院之后，说道：“经学归于正途则百姓就会振发，百姓振发那便不会犯罪作恶了。”尊经阁落成，邀我写一篇文章，以晓喻广大的士子，我既推辞不掉，便为他写了这篇记。唉！世上的读书人，掌握我的主张而求理于内心，当也大致接近于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地尊重六经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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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君子立身事主，既名知己，则当竭尽智谋，忠告善道，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，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，死为上鬼，垂光百世，照耀简策，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，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，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；钓名沽誉，眩世骇俗，由君子观之，皆所不取也。
盖尝因而论之：豫让臣事智伯，及赵襄子杀智伯，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，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！让之死固忠矣，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？观其漆身吞炭，谓其友曰：“凡吾所为者极难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？及观其斩衣三跃，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，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：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，我故以众人报之；智伯以国士待我，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，让馀徐憾矣。
段规之事韩康，任章之事魏献，未闻以国士待之也；而规也章也，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，与之地以骄其志，而速其亡也 。郄疵之事智伯，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；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，而疵之智谋忠告，已无愧于心也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，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，纵欲荒暴之时，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，谆谆然而告之日：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，无相侵夺，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，人不与，而吾之忿心必生；与之，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，争必败；骄必傲，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，谏不从，再谏之，再谏不从，三谏之。三谏不从，移其伏剑之死，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，感其至诚，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，释赵围，保全智宗，守其祭祀。若然，则让虽死犹生也，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？
让于此时，曾无一语开悟主心，视伯之危亡，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，坐待成败，国士之报，曾若是乎？智伯既死，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，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！虽然，以国士而论，豫让固不足以当矣；彼朝为仇敌，暮为君臣，腆然而自得者，又让之罪人也。噫！
士君子立身事主，既名知己，则当竭尽智谋，忠告善道，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，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，死为上鬼，垂光百世，照耀简策，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，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，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；钓名沽誉，眩世骇俗，由君子观之，皆所不取也。
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，侍奉主人，既然被称作知己，那就应当竭尽智谋，诚恳地加以劝告，巧妙地加以开导，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。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，使自己不受损害，主人没有危险。活着是著名的忠臣，死后做高尚的鬼魂，流芳百世，照耀史册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。如果遇到知己，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，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，沽名钓誉，迷惑世人，夸耀于社会，这在君子看来，都是不足取的。
盖尝因而论之：豫让臣事智伯，及赵襄子杀智伯，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，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！让之死固忠矣，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？观其漆身吞炭，谓其友曰：“凡吾所为者极难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？及观其斩衣三跃，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，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：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，我故以众人报之；智伯以国士待我，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，让馀徐憾矣。
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。豫让做智伯的家臣，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，豫让为他报仇，名声显赫，即使是平民百姓，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。唉！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，可惜，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。为什么呢？看他漆身吞炭，对他朋友说：“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，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。”这能说他不忠吗？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，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，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，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，豫让回答说：“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，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；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，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。”就此而论，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。
段规之事韩康，任章之事魏献，未闻以国士待之也；而规也章也，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，与之地以骄其志，而速其亡也 。郄疵之事智伯，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；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，而疵之智谋忠告，已无愧于心也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，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，纵欲荒暴之时，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，谆谆然而告之日：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，无相侵夺，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，人不与，而吾之忿心必生；与之，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，争必败；骄必傲，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，谏不从，再谏之，再谏不从，三谏之。三谏不从，移其伏剑之死，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，感其至诚，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，释赵围，保全智宗，守其祭祀。若然，则让虽死犹生也，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？
段规侍奉韩康子，任章侍奉魏献子，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，可是段规、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，割给智伯土地，使他志气骄盛。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。郗疵侍奉智伯，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。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、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。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，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，已经是无愧于心了。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，所谓国士，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。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，放纵情欲，荒淫暴虐之时，作为像让，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，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：“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，不要互相侵夺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。如今，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，人家不给，就要产生忿恨之心；人家给了，就产生骄横之心。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，争斗必然会失致；骄横必然傲视一切，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。’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，一次不听，再来第二次，第二次不听，再来第三次，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，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。这样一来，智伯虽然顽固愚昧，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，也许会重新醒悟，从而与韩、魏讲和，解除赵国的围困。保全智氏的宗族，使他们能香火不断，延续不绝。假如这祥，豫让虽死犹生，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？
让于此时，曾无一语开悟主心，视伯之危亡，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，坐待成败，国士之报，曾若是乎？智伯既死，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，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！虽然，以国士而论，豫让固不足以当矣；彼朝为仇敌，暮为君臣，腆然而自得者，又让之罪人也。噫！
但豫让在那时，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，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。看着智伯的危亡，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。袖手旁观，坐待成败，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？直到智伯已死，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，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，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？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？虽然这样，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，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。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，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，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。唉！
士君子立身事主，既名知己，则当竭尽智谋，忠告善道，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，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，死为上鬼，垂光百世，照耀简策，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，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，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；钓名沽誉，眩世骇俗，由君子观之，皆所不取也。
盖尝因而论之：豫让臣事智伯，及赵襄子杀智伯，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，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！让之死固忠矣，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？观其漆身吞炭，谓其友曰：“凡吾所为者极难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？及观其斩衣三跃，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，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：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，我故以众人报之；智伯以国士待我，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，让馀徐憾矣。
段规之事韩康，任章之事魏献，未闻以国士待之也；而规也章也，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，与之地以骄其志，而速其亡也 。郄疵之事智伯，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；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，而疵之智谋忠告，已无愧于心也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，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，纵欲荒暴之时，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，谆谆然而告之日：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，无相侵夺，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，人不与，而吾之忿心必生；与之，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，争必败；骄必傲，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，谏不从，再谏之，再谏不从，三谏之。三谏不从，移其伏剑之死，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，感其至诚，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，释赵围，保全智宗，守其祭祀。若然，则让虽死犹生也，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？
让于此时，曾无一语开悟主心，视伯之危亡，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，坐待成败，国士之报，曾若是乎？智伯既死，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，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！虽然，以国士而论，豫让固不足以当矣；彼朝为仇敌，暮为君臣，腆然而自得者，又让之罪人也。噫！
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、中行氏的家臣，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。智伯非常尊重他。在赵、魏、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，他改名换姓，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，未遂而被捕获。释放后，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，再一次行刺，结果又一次被俘。于是，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，他朝着衣服“三跃而击之”，然后伏剑自杀。
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。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。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“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。”必要时以死进谏，促使君主悔悟。作者所提倡的做法，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，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。文末，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，也是由此而来。
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，历来为人所颂扬。作者做翻案文章，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，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，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。而充当刺客，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，并不值得称道，即所谓的小忠小义。
史论是比较难写的，它不但要有新意，而且要评论公允，以理服人，而不能失之偏颇。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。豫让之死，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，“死之日，赵国志士闻之，皆为涕泣”（见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），司马迁称赞他为“名垂后世”的义士。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，认为他“何足道哉”，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。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“竭尽智谋，忠告善道，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”的积极的态度，而不应“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，钓名沽誉，眩世骇俗”。我们认为，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从智伯的失败来看，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，他不能审时度势，而只知一意孤行，终于导致败亡，可称咎由自取。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，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，实属不够明智之举。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，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。所以在最后一段中，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，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、客观了。
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。开头先泛论“士君子立身事主”的要求，并不直接提到豫让。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，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。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，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，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，可称周到之至。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，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，令人心服口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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